第一章 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与音乐

第一章  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与音乐

上古时期是中国音乐的产生期，远古时期的木棒、石块等工具逐渐演变成娱乐表演的乐器；远古时期的简单吼叫逐渐发展成有意识的歌唱；远古时期模仿动物的简单动作逐渐演变为人为的肢体语言——舞蹈。这一切，标志着音乐（乐舞）文化的产生。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种民族的多样和历史发展的多变，中国音乐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化，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显示出交流、融合的趋势，由分散到融合，由融合到分散，多元一体，一体多元，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又有各民族音乐文化各自的特色，由此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包括音乐的物质文明（极其多样的乐器文化）和音乐的精神文明（十分深厚的思想传统）。这一发源于亚洲的伟大音乐文化，与西方——欧洲音乐文化、印度——阿拉伯——波斯音乐文化鼎足而立，共同构成了世界音乐文化的亮丽景观。

中国音乐史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发现，二是古史文献，三是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古曲古调（包括人们根据古乐史文献或古谱资料“复活”的音乐），它们都是今天人们认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音乐史家正是根据以上三类资料，构拟了中国音乐的古代历史。

一、远古到夏商时期的音乐

1、远古时期

从考古发现我们知道，中国音乐的可考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1986-1987年先后在河南省舞阳县的贾胡地区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的7音孔和8音孔骨笛18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7音孔骨笛能奏出简单的曲调。，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骨笛、陶埙、骨哨、陶角、鼍鼓、陶铎等多种原始乐器，有了音乐意识的萌芽；到了“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我们可以根据后代人遥远的记忆想见初民的歌舞，这些古代乐舞已经包含了与祭祀、狩猎、畜牧、耕种等有关的内容，有了初步的音乐文化活动。但是，以上这些，应该说都只是中国音乐的“史前史”，直到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代，中国音乐才真正奏响了灿烂乐章，并在春秋时期达到了人类早期社会的音乐高峰，成长为音乐学家们所说的“亚洲高文化”的音乐文化，中国音乐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2、夏代

尽管记载中远古时期就存在像《云门》、《咸池》、《韶》等宫廷性乐舞，但黄翔鹏认为，“中国文明音乐体制的建立，是从夏代开始的。”“只有夏代才是对音乐规律产生了系统认识的时代。”^[3]一般认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的王朝。夏朝(前21－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至桀传17君，14世，共四五百年，其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关于夏代的文化，近年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它的研究有所突破，主要集中在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但对夏代音乐文化发展可证的出土文物不多，可以肯定为夏代乐器的主要有石磬、陶埙、陶铃等，制造工艺比较粗糙，种类较少。与史籍中有关夏音乐发展的盛况有较大的差距。传说记载中，夏代已有盛大的宫廷歌舞活动，记载中的大型乐舞有《大夏》等。到夏末，一带国君—桀把乐舞作为宫廷享乐的工具，以至于被后人批评为女乐亡国之君。《管子·轻重甲篇》中说他有“女乐三万人，晨操于端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秀衣裳者……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这一记载说明夏代存在盛大的宫廷奢侈性乐舞，这里虽有后人的附会和夸大成分，不尽可信，但也是后人了解当时音乐文化的一个方面。

3、商代

商朝（前1600－前1046）自汤至纣传31王，17世，600年左右。其中心地区是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河北南部。商代在农业、经济、。商代留给后世的最大特征是甲骨文、青铜器、巫文化，而这三个特征也深刻影响着音乐文化。甲骨文记载的乐器名大约有20多个，但有些字还不能准确辨认；青铜铸造业和手工艺的发展为制造出铜鼓、鎛、镛等精美乐器提供了可能；音阶的观念已经形成，于是有了编磬、编钟等以较大声响演奏出简单曲调的乐器；音乐被统治阶级用作享乐祭祀的工具，等。

商人意识中弥漫着浓厚的神灵崇拜，商代社会巫风盛行，巫术降神活动十分频繁，在社会活动中占有异常显著的地位。乐舞活动常常就浸润在巫术仪式的宗教氛围之中。巫觋是沟通“天”、“神”、“人”的桥梁，其手段之一即是舞蹈。“舞”在甲骨文中和“巫”同字。商代巫舞承担有天人交通的社会义务。大凡干旱、少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出现和身体疾病出现时，商人便以巫术活动来祈求神灵的帮助，并伴以乐舞。记载中的典型乐舞有《桑林》、《大濩》等。

自夏商两代王朝建立后，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与氏族部落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随即发生重要变化。音乐在文化性质上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全面性单一层面的音乐文化出现了分化，在原有文化基础上蘖生滋长出的异质音乐文化构成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层面——王室音乐。王室音乐不仅为社会上层少数人拥有，其主要社会职能已由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氏族生存相联系转变为满足王室贵族享乐生活的需要和进行神权统治。这种以享乐为主的王室音乐至夏末始便一直在宫廷中持续发展，到商末纣的“淫乐”的出现即是这一发展的直接结果。有关商纣的“淫乐”活动，《管子》、《史记》中都有不少记述。淫乐的特点是，荒淫放荡，纵情享乐，盛大而无节制。很明显，淫乐已经完全背离了原始社会早期音乐的那种文化承诺，而成为少数人占有和享乐的对象。但淫乐产生的社会基础是阶层的分化，尽管享乐之乐从它产生以来就一直未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同，相反还引起人民的怨恨和诸侯的反叛。然而，社会音乐文化多层发展已经是一种趋势，不可避免。

商代较快发展的音乐文化有力地促进了乐器总体水平的提高。总的来说，商代乐器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体现了对前代乃至更古老的华夏传统乐器的直接继承，一些源于原始社会的乐器商代仍继续沿用；二是乐器制作工艺及音乐性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铜乐器的出现和应用，锃锃闪亮的乐器不但展示出商代音乐迈入“青铜时代”的步伐，而且还是商代社会独特音乐观念的形象的体现。商代的乐器，主要有膜鸣类、体鸣类、气鸣类的。膜鸣乐器以各种类型的鼓最为典型，特别是河南安阳出土的双鸟饕餮纹铜足鼓；体鸣乐器以各种特磬、编磬、编铙为典型；气鸣乐器以勋、籥、龢为代表。商代乐器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特征是：五音孔勋及其编管型乐器的出现，一器多音的发展方向得到强化；强调固定音高的钟、磬乐器朝多件组合的旋律性乐器方向发展；陶埙、钟磬等乐器的发音序列构成明显的有序化体系及其鲜明的音阶结构形态；音色优美、音量较大的青铜乐器在音乐文化中的地位上升，及其各类大小鼓的普遍应用等等。这些乐器的发展特征明显地反映出商人音乐观念的变化，商人的乐律取向已更明显地集中到乐音自身的要素、结构及表现作用等方面。具体的表现是对乐音固定音高，对乐器发音能力，对音乐的旋律性的追求，以及对乐音音高规范化的需求和构建乐音逻辑组织体系的强烈趋向。

王朝鼎革的牧野之战，以纣辛自焚，商朝覆灭和周人的一代新生王朝——周王朝的建立而告终。历史由此展开了新的一页。